厦门人
厦门人，何许人？根据考古学家发现的新石器，厦门人属于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文化。也就是说，三千年前的厦门就有人类活动，应属于靠捕鱼狩猎为生的古越族人。但是，文献上记载，只有“南陈北薛”之说，却是汉族人。薛沙和陈黯都是名士，带着薛、陈两族的“中原避乱之民”，在禾山薛领一带定居，故有其说。以此论断，厦门人是中原人后代，汉族人，毫无疑问。
翻开福建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为古越国，是越王勾践的子孙，称为古越族。秦统一六国之后，设置行政区比现在福建省大得多，它包括今浙江南部温州等地，和广东梅县及潮汕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又据20世纪30年代和50年带考古学者在厦港至曾厝安一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琢磨精工的石、三角形石凿、磨光椭圆形石斧、和印有“√”字纹和云纹的陶片证明，在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厦门岛已有人类。据已故考古学家林惠祥教授研究，早先厦门岛上的人类，是古越族的祖先，属于远古时代中国东南地区印纹陶文化系统人类的一支，和古代华北人有所不同，过着采集天然物及狩猎的生活，他们常到海边来捕捉鱼蟹类海产物充当食物，所以在滨海地带遗留他们的石器和陶片。依此记载和发现，厦门汉族人之先，应是古越族及其先人。
厦门人由古越族变成汉族，这得从古越族北迁和汉民族三次“衣冠南渡”说起。《史记?东越列传》说，自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3年）三月起，闽越经常反对汉朝廷，“背而去之，则复辟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萃疲倦”。于是汉朝廷采用秦代迁徙六国毫强的策略，汉武帝以“东越侠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史皆将其民徒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古越族北迁计有3次。汉初封三越国（闽越、东越和南海三国），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8年），淮南王出兵平定南海叛变，南海投降后迁至江西临江府（府治在今清江县）东60里，即上地。这是越人的第一次北迁。第二次，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南兵围东欧，东欧害怕闽越兵，向汉延表示，愿举国迁徙于淮南之间，汉延接受这种要求。东欧王和广武候望，率其众4万人迁于庐江郡，在今巢湖周围的庐江、舒城诸县，这是越人的第二次北迁。后来，汉武帝派大规模汉军分4路入闽，平定闽越后，迁其民于江淮间，这是越人的第三次北迁。唐林蕴序《林氏族谱》云：“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族入闽，自永嘉始也。”
从公元220年到1223年的一千多年间，中州人民的三次“衣冠南渡”，在古同安今厦门都有其印迹，如―同安始设县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同安北山有奉祀王审知的庙宇和他的墓陵。―厦门岛上的“南陈北薛”的薛岭和金榜山陈黯石室。宋代朱熹曾为陈黯的《 政书》编次，题有“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之句。－故浪屿西南的金带水，传说南宋幼主赵（音是）渡船至九龙江口，遇风浪，幼主抛玉带，风平浪静，化险为夷而得名。公元1276年，陆秀夫、张世杰陪幼主赵到南太湖进香，至渡头那天，恰巧是赵诞辰，就地搭行殿，文武百官 三九拜。据《汉书》载，汉武帝登中岳，曾听山中欢呼“万岁”三声。故后世祝颂皇帝称“山呼”、“嵩呼”。今海沧地区这个渡头，因而得名“屿”。古越族北迁江淮，汉族大举南渡，原住厦门岛上的古越族就不多，经2000年的共同生活，相继被同化。特别是300年前，“郑成功以弱冠招集新附，据守金厦”。“延平部属，济济多才，就籍贯论，有南朗和北朗”之分，南朗为闽粤人，善于步战水战，如洪旭、陈魁、甘辉和刘国轩等；被朗则江浙或北方人，多属清方将军，善骑射，如文兴、马信、巴臣兴和王起凤等。此外还有定西候张名振、平夷候周鹤芝和英义伯元骏等抗清元老。单就“军事实力，发展得很快，当其全盛时期，拥有陆军七十二镇，水师二十镇，每镇四协至五协，每协五百人，全部武力，当在二十万左右。”这二十万兵力，约等于20世纪50年代初厦门市人口总量。这些人中主要是“南朗”，早期从“中州”来的闽南人（泉州府和漳州府人）和潮汕人，也有部分“北朗”，南北的汉族人再次汇聚厦门岛，繁的后代即今天的厦门人，也有极少数回族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