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对外文化交流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员的往来而产生发展的。早在明代，厦门已是一个港口，是闽南土特产集散地，西方商人争相贸易。1516年，正是海禁时期，葡萄牙商人在厦门港外的浯屿与中国商人交易。随后西班牙和荷兰商人闻利而来。郑成功据厦时期，与日本 、菲律宾、柬埔寨、暹罗（泰国）、交趾（越南）、巴达维亚（印尼）、荷兰、英国等国贸易。1684年9月，清[ZF]明令开放海禁，在厦门设立海关，厦门对外贸易正式开始。由于清[ZF]明令所有“洋船出入，总在厦门、虎门实泊”，直至乾隆时期，厦门“岛上人烟辐辏”，商贾云集，梯航万里，一片繁荣。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ZF]与英国[ZF]签订了《南京条约》，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放，至二十世纪初，各国来厦贸易频繁，在厦门鼓浪屿纷纷设立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是厦门外贸较为繁荣时期，三十年代开始，由于时局动荡，国外经济衰弱，厦门外贸逐渐走下坡路。

    据学者研究，厦门自元至今，不断有人移居海外，目前记载所知最早移居海外的厦门人当为元末明初杏林的邱毛德，他到南洋居住。从明嘉靖到隆庆年间，杏林新垵仍有人到马来半岛、吕宋和越南，海沧、汀溪、嵩屿有人“航海通番”。万历和天启年间，有同安人陈甲、林福到日本经商。明末清初，同安沿海各乡和高应浦、集美、郊区一带渔民，参加郑成功水师，退据台湾后，有的转往马来西亚各地。清朝中叶，禾山各乡和灌口、海沧等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因生活所迫，飘洋过海讨生活。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侵略者在厦门大量掠卖华工，数以万计的厦门人被运往非洲、美洲、澳洲充当苦力。还有被清[ZF]镇压的厦门小刀会起义队伍退往东南亚各地。辛亥革命到解放前夕，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民党抓壮丁，社会动荡，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漂泊海外谋生。至今在五大洲的三十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找到祖籍厦门的华侨和华人，在国外的厦门华侨和华人，约占福建华侨和华人总数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地是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足迹。

    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移民的数量的增多和范围的扩大，厦门的文化被传播世界，具体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语言的传播；2、宗教文化的传播；3、生活习惯的传播；4、制船工艺及雕塑、音乐文化的传播；5、有关著述及重要人物等。

    语言传播。随着厦门人走往海外人数的增多，厦门方言（闽南话）被带往各地，并成为一种通行语言。厦门从明清逐渐发展为重要的港口，来华人士常选择厦门居住或通过厦门港转往内地，厦门方言成为外国传教士及入华人士必须学习的一种语言。因而外国人编纂的方言词典中，多包括厦门方言。第一部问世的福建方言字典《汉语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年)所编，1832年出版。1838年，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戴尔（Samuel Dyer）编了一本《福建方言词汇》（Vocabal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这两部所指“福建方言”，据学者研究，认为是厦门方言。1866年在新加坡出版的由J.A.Winn汇编的另一本《福建方言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Hokien Dialect），副标题明确指出，福建方言是在厦门和新加坡通行的口语。1853年美国归正教传教士罗啻编的《英汉厦门方言罗马注音手册》（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是第一部标明汉英厦门方言字典，在新加坡、台湾流传很广。《厦门腔注音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是汉英厦门方言字典中最重要和常用的一部，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编，1873年出版。1923年，英国长老会的巴克礼又对该字典进行增补续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又名马约翰又编写了《英汉厦门方言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se Amoy Dialect），1860年抵上海两年后，他又发表了《厦门方言手册》（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荷华厦门方言字典》（Chinec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Emoi Dialekt），由荷兰人德吉利与佛兰肯合编。这么多版本的厦门方言字典和手册，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厦门华侨对东南亚各国语言的影响。

    厦门方言使用的重要性，还反映在宗教的传播中。《圣经》厦门话译本共32种，31种均为罗马字拼音，含《新约全书》7种，《旧约全书》3种。《圣经》中最早被译成厦门话的是1852年出版的《约翰福音》。1860年前，归正教传教士胡理敏又翻译出版了厦门话的《马可福音》，均为罗马字拼音。1856年《新约全书》被译成罗马字拼音厦门方言。同年，在厦门传教的三差会（伦敦会、大英长老会、归正教会）决定把《旧约圣经》译成厦门话，但该译本直到1880年到1884年才问世。1908年，罗马字拼音厦门话的《新旧约》出版，被称为“中国仅有的罗马拼音的完全的译本。”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长老会巴克礼将这套厦门话全译本再次全部校订，并将其与希腊及希伯来原文逐节校对。

    宗教文化的传播。明清时期传入厦门的天主教，有耶稣会、多明我会、托钵修会等。信奉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比较有影响的象征主义者傅圣泽，于1699年到厦门。明清之际入厦耶酥会士有西班牙人鲁日孟（Juan de Yrigoyen）（1646-1699）于1678年至厦门；意大利的利国安（Giovanni Laureati）（1666-1727）约1704年到厦门。1631年，多明我会的传教士高支（意大利人）和郭琦（西班牙人）等11人至厦，开创“多明我会”教区。1654年，多明我会士利畸（利玛窦的亲戚）被派往厦门传教，获郑成功准许，在其官邸对面建立教堂。1662年郑成功任命他为特使，携带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信件赴吕宋招谕，5月抵马尼拉。7月利畸回到台湾，为当地土人付洗讲道，后又回到厦门。1663年4月8日，利畸又奉郑经之命，携带国书出使马尼拉，受到菲律宾总督的盛礼款待。后利畸带回菲总督致郑经的书信返回厦门。1664年清荷联军攻下厦门时，利畸被荷军送往鸡笼，为城中士兵和土人传教。托钵修会在厦门（思明）于1594年开教。1680年，陆方济由东京宗座代牧改任福建宗座代牧，管理浙、赣、粤、桂、湘、川、滇、黔八省。1684年陆方济由台赴闽，1月27日抵达厦门，后往福安，10月29日于穆阳病逝。

    新教传入厦门概况。新教传入厦门始于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美国归正教（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会是移居美国的荷兰侨民的教会，它以加尔文宗思想为依据，主要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权威至上。所谓归正，有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之意。雅裨理来厦门，是奉美部会的派遣。与雅裨理同来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1842年6月，美国医生甘明到厦门，1844年，他与雅裨理迁居厦门寮仔后马祖宫附近，后移居旗冒洋行的太史巷，一边开诊所，一边布道。1844年6月归正教罗啻夫妇和波罗满夫妇来到厦门。1846年4月5日，波罗满在寮仔后为福建省第一批教徒71岁王福桂和68岁的刘殷舍洗礼。第二年，王福桂将新街仔的几间房屋和一小块地块给教会。1848年波罗满在美国募捐3000美元，在此建了一座福建甚至全国第一座新教教堂，“中华第一圣堂”——新街礼拜堂。1846年到1856年，归正教会共洗礼128人。罗啻在厦门传教20多年，他精通厦门方言，对编著厦门方言字典和《圣经》厦门话译本都做了贡献。继罗啻之后，负责归正教会的是1847年来厦门的打马字。归正教是基督教在福建的第一个教会。继归正教之后，第二个在厦门比较有影响的差会是伦敦会。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缩写LMS）属英国独立派教会之国外布道会，1795年成立。伦敦会传入厦门，始于1844年7月施敦力（约翰）夫妇来厦门。施敦力来厦门之前在新加坡传教7年，已向当地华侨学会厦门话，他就可以用厦门方言布道，是闽南伦敦会的开山鼻祖。1847－1853年到上海参加圣经旧新约的翻译。1846年伦敦会又有养为霖携施敦力胞妹来厦门。后施敦力胞兄施阿（忄栗）也携眷而来，施阿（忄栗）在厦门创办英华小学。

    1847年养为霖夫妇在厦门寮仔后开设第一所女学，共有12名女生。1853年，施氏兄弟又在祖婆庙九龙崎脚租赁民房，开堂布道。后又迁到卖鸡巷，在此兴建伦敦会在厦门的第一所教堂――泰山堂。1856年伦敦会第一位教徒吴涂洗，此后入教人数渐增。1862年伦敦会又在关隘内街兴建新教堂。1872年黄承宜和林贞会同时被按立为泰山堂与关隘堂牧师。到此，伦敦会在厦门的根基已经基本建立。他们向闽南漳．泉和闽西龙．汀延伸。

    传入厦门的第三个公会是大英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缩写EPM ）。长老会属加尔文宗，该派由教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16世纪产生于苏格兰，所以长老会海外布道机构称“Church of Scotland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英长老宗苏格兰福音会)。1850年长老会第一个抵达厦门的传教士是用雅各医生。他在厦门设医院，开学校，并首次将《创世纪》译成厦门方言。次年，宾为霖也来到厦门。宾为霖是长老会第一个来华传教士，他精通中文和地方方言，曾将《天路历程》译成汉文。1855年仁信及杜嘉德又分别来到厦门。长老会传教士初抵厦门时，与归正教和伦敦会合作，不另设教堂。后来，各会分工，划区传教。其他来厦门的长老会传教士还有山大辟（1850年）、宣为霖（1860年）、倪为霖（1864年）。1842年至1848年期间，美国长老会（APM）也曾在厦门传教。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卢一，他为编写罗马字注音厦门方言字典做了大量工作，为杜嘉德《厦门腔字典》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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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的设立和发展。鸦片战争后，1844年，英国伦敦会在鼓浪屿开设英华男塾，它是厦门乃至福建最早创办的教会学校。其后，英国传教士养为霖夫妇在厦门住宅中开办女学、美国传教士罗啻等在厦门寮仔后开办义塾、英国传教士宾为霖在厦门开义学。早期的教会学校规模较小，学生人数也少，多十几、二十人，少则数人。通常附设在教堂内或传教士的住宅内，主要教学识字和宗教教育。19世纪末期，厦门有寻源书院、英华书院、怀仁小学、养元小学。

    厦门福民小学——1844年英国传教士施敦力夫妇在鼓浪屿创立伦敦差会时，就办起福音小学，1909年与民立小学合并为福民小学。
    厦门寻源中学——1881年英国长老会与美国归正教会在鼓浪屿合办一所中学。1900年美国归正教会在东山仔顶创办寻源书院。1907年又将先前合办的中学及伦敦会办的澄碧中学并入寻源书院，三会共管，是为寻源中学。
    厦门毓德女子小学和中学——美国归正教会于1847年在厦门开设第一个小学程度的女学堂。校长是打马字?马利亚，人称二姑娘。1880年迁至鼓浪屿田尾，当时叫田尾女学堂，由小学发展到中学，后改名为“毓德”。

厦门教会学校一览表

学校	创办教会及创办人	创办时间	校址
福民小学	英国伦敦会施约翰夫妇	1844年	厦门鼓浪屿
义塾	美归正教会弼来满、罗啻	1845年	厦门寮仔后
英华男塾	英国伦敦会施阿（忄栗）	1846年	厦门
女学	英国伦敦会养为霖夫妇	1847年	厦门寮仔后
真道学校	美归正教会	1858年	厦门
怀仁女中	英长老会仁历西	1860年	厦门
福音学堂	英伦敦会	1873年	厦门鼓浪屿
养元小学	美归正教会	1889年	厦门鼓浪屿
启悟小学		1890年	同安
启悟初中	美归正教会林玉诚	1891年	同安
鼎玉小学		1902年	厦门
崇德小学		1898年	海澄
寻源中学	英国伦敦会、长老会、美归正会	1907年	厦门东山仔顶
维正小学救		1920年	厦门
世护士学校	中华基督教会	1935年	厦门

    厦门教会创办的刊物。多为教会会刊，纯教会事务内容，如厦门圣教书局出版的《闽南圣会报》。另一类刊物为教会学校的刊物，主要围绕教会教育、学校教务、学术动态内容，如厦门毓德女子中学出版的《毓德校刊》。还有一类是综合性刊物，以新闻报导为主，如厦门基督教青年会印行的《厦门青年》，主要反映了青年人活动的特点，诸如滑冰、划艇、钢琴演奏、篮球比赛等。

厦门教会刊物一览表

报刊名称	编者或刊址	创办时间
教育通讯	厦门鼓浪屿闽南美国公理会
教育世界	厦门鼓浪屿
道南日报	厦门鼓浪屿龙头街177号
指南针	厦门鼓浪屿厦语社
道南报	李汉青（厦门鼓浪屿福民学校）	1913年
何时	罗励仁（厦门泉州培元中学）
月光报	集美私立集美学校
福闽声	鼓浪屿福民学校
石生杂志	厦门鼓浪屿笔架山	1929年
毓德校刊	厦门私立毓德女子中学校
厦门青年	厦门小走马路青年会
闽南圣会报	厦门鼓浪屿洋慕口闽南圣教书局

    教会刊物一方面向厦门人民介绍外部世界，同时在帮助外国人了解厦门社会、学习具有厦门特色的乡土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沟通作用。

    教会医院的创办和作用。教会医院一般设宗教部，在医治病人的同时进行传教活动，扩大影响。1844年，伦敦会传教医师在厦门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医院，院址设在厦门智识窟，俗称猪屎窟，经费来源厦门洋商及华商捐赠，同时还聘请地方医师按期会诊行医。1850年，归正教会在鼓浪屿开设医院，1888年郁约翰出任院长。1934年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所有医生，都从医学院毕业，医院较为正规，且医护人员具备一定的素质。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宗旨为“传播救恩，医治疾病，不分种族阶级，一本耶酥基督之至仁，服务社会，健康人群，并促成医学之进步，指导卫生之常识”。这一宗旨，在教会史料记载中更为明确。据《闽南中华基督教简史》卷6载：“教会医院，于放逐病魔、治人疾苦外，尚负有重大之使命。使命为何，则宣传福音是也。故院中尚有传教师，讲解真理，以治人心灵之病苦。”

厦门教会医院一览表

医院名称		所属教会	所在地
救世医院	Hope and Wilhelmina	中华基督教会	厦门鼓浪屿
同安医院	Blanvel Memorial Hospital		同安

    厦门佛教的传播。在闽南华侨聚居地，均有闽南僧伽建寺传教，这些闽南籍的僧伽与厦门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厦门最早前往南洋传教的僧人，据文字记载为虎溪岩衍派的第四代僧人如珠、如宜。清末民初，从厦门出海的闽南籍僧伽，以去新加坡为主，菲律宾和马来亚为其次。最早去新加坡的是清末厦门僧人转道和尚。他与瑞等、转岸等合建普陀寺，是闽南僧伽在新加坡建立的第一座佛寺，成为闽南僧人的落脚点。他又首创募建龙山寺、普觉寺和地藏寺。从厦门出国的其他闽南僧枷相继在新加坡又建立20多座寺院。曾到过新加坡的厦门僧人还有释瑞等、释转岸、释宏船、释广洽、释广义、释常凯等。50年代以来，从厦门去新加坡的僧人发展成为新加坡北传佛教僧团的支柱。1950年，宏船、常凯等倡议成立新加坡佛教总会，成为新加坡全国佛教最高的领导机构，带领全国佛教徒开展各项宏化活动。

   从厦门出国去马来亚的僧尼有释圆瑛、释会泉、方莲、释竺摩等。闽南籍僧人在马创建的寺陀有极乐寺、三慧讲堂、双庆寺、妙香林等。

    到菲律宾的有厦门的性愿和尚、瑞今等，性愿和尚是开拓菲国佛教的开山祖师，他们二人先后任信愿寺住持，以信愿寺、华藏寺为中心，进行宏法传教活动，并创办能仁中学、岷里拉普贤中学等5所佛教学校。佛教寺院开始集中在菲律宾的岷尼拉市，后向新开发的城镇、郊区延伸，为了适应寺院和信众大量增加而带来的宏法和管理需要，二十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以来，不少厦门僧侣入菲助化。

    这些前往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的僧侣有很多又回到厦门，任厦门寺院住持；有些在当地发展佛教，积极筹集经费，支持厦门佛教建寺，创办学苑等。厦门与东南亚各地的佛教互相支持、交融发展。

    生活习惯的传播。由于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厦门的生活习俗随之传往各国。首推陶瓷文化的传播。中国曾有一条从延安通往西域抵达波斯、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在海运发达时期，则有一条从泉州等港通往南洋、北非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以陶瓷外销为主，又称“陶瓷之路”。陶瓷的广泛使用，将其附带的习俗和文化传播世界。 闽南古代陶瓷业极为发达，数量品种丰富，产品享誉海内外，大量外销，是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之一。闽南地区已发现各时期古窑址超过500处，烧造年代始于南朝而终于民国；宋元时期达到鼎盛，窑址遍布，厦门地区有15处。宋代同安窑系所产青瓷，因日本僧人珠光嗜青瓷，又被称作“珠光青瓷”，为外销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品种。盛产青瓷的厦门同安汀溪窑，位于同安汀溪镇汀溪水库，规模大，始烧于北宋晚期，盛于南宋而终于元，产品精美，器型丰富，受之影响而生产的窑口多，形成以其为代表的青瓷产品（亦称同安窑系青瓷）成为闽南陶瓷生产的主流，是我国宋代主要的外销瓷窑址之一，在日本、朝鲜、菲律宾及东亚、地中海沿岸都能见到“同安窑系青瓷”的踪迹，反映出厦门及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茶文化的传播。厦门作为贸易港口，茶叶一直是一项重要的输出产品。1874年到1875年，输出量达到七百六十多万磅，外国人曾把这一时期称作“厦门茶的时期”。厦门是“旧中国NO.1个输出茶的港口”。现在西方的各国对茶的称呼“Tea”，就是由厦门的方言“Te”字演化而来的。茶的输出同时，也将茶文化输出各国。

    饮食文化的传播。豆制品的制法，在海外诸国广为传播。印尼语的豆芽叫Tauge，豆腐叫Taohu，豆酱叫Tautjio，这些都是闽南语的印尼译音。豆制品及其制作技术，是明清时期由闽南籍华侨传入印尼的。至今雅加达以及爪哇一带，制作豆腐的程序，大体上仍和厦漳泉一带民间的制法相同。

    制船工艺的传播。随着清[ZF]对外政策的变化，允许中国人在东南亚各国造船。许多厦门人申请执照出洋造船。清乾隆九年（1744），林捷亨、谢冬生等船（至少2艘），十年（1745）阮腾凤、金万鉴、徐长发、金长发等船（至少4艘），十一年（1746）谢长源、徐芳升、陈绵发、金丰泰、万发春、魏隆贶、王元贞、王丰祥、陈恒利、林发兴等船（至少10艘）“前往夷邦置造船”。造船工艺传播东南亚各国。

    同安人方贵峰应邀到长崎造像，崇福寺的佛像、韦驮像、福济寺的佛像，都是他雕塑的。厦门的雕塑家为日本创造了杰作。

音乐的传播。厦门的南曲历史悠久，隋唐时代已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玄烨六十寿辰，南曲曾晋京演奏，被赐“御前清听”，一时间传唱大江南北，厦门因而盛行，出现“金华阁”、“同华阁”等曲馆，出现不少名师。二十世纪初，到东方搜集音乐资料的西方音乐团体来厦停留七天，欣赏了南乐的《八骏马》、《梅花操》等四大名谱，流连忘返，称之为“东方音乐之花”。1910年前后，南安县的菲律宾华侨蔡浅，在鼓浪屿灌制南曲唱片，畅销东南亚各国，这次是中国唱片首次出国。抗战前，厦门“集安堂”、“南乐别墅”和“南乐研究所”为上海高亭和兴登堡等唱片公司灌唱，唱片风靡海风外。

    在厦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厦门人在了解世界，世界各国的人也在了解厦门和它的周边地区，并互相形诸语言文字，出现不少著述，在史料方面极具价值。1874年厦门伦敦会传教士陆一约对福建社会生活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专著《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从福建水陆看到的情景》（Every 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in Fuh-Kien），书中还有地图和图片，全书240页，1885年在伦敦出版。1891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壁洛（Edward Bedloe）著述的《福建劳工的社会生活》，发表在1892年纽约出版的《Goldthwaite 地理杂志》。西方人对厦门、福州、漳州等几个福建主要城市非常感兴趣，通过考察、访问，对它们作了大量报道和记载，尤其以前两个城市居多。有关厦门的西方著述中，有英人休士（George Hughes）根据中文和其它资料写成的《厦门及其邻县》一书，1872年在香港出版，全书分历史、地理、贸易三大部分，共136页。介绍厦门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在厦门居住了25年的美国归正教毕腓力撰写的《厦门概况》（In and About Amoy），第一版1909年出版，全书分16章，共259页，27页插图。第二版1912年出版，全书虽然16章，但内容作了大量的调整和增补，共338页，49页插图，书末还附有《中国丛报》（1833-1850年）所发表的有关厦门以及邻近府县的10多篇文章的目录。这些都是研究厦门的基本西文资料。

    George Uvedale Price拍摄并作文字说明的《厦门漫游》（Rambles with a Camera），这是本图册，通过照片对厦门及周围地区的自然特征、市容、寺庙和人民生活方式等作介绍。还有根据《厦门志?旧事》翻译的《厦门历史片断》（Some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moy），以及英国人（钅 ）尔德W.C.Howard)编的《厦门港图》（Chart of Amoy Harbour），1893年在上海出版。（钅 ）尔德1864年进中国海关任职，1881年在厦门海关超等总巡，他也写过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书。还有布朗夫人（Ellen Brown）撰写的《厦门植物志》（The Flora of Amoy）和J.Sadler写的《厦门罂粟花种植》（The Poppy Growth about Amoy）。除英文外，荷兰著名汉学家哥罗特（Jan Jakob Marin de Groot）写的两大卷本《厦门华人的年节和风俗》（Jaarlijksche Feesten en Gebruiken van de Emoy-Chinese），1881年出版。1886年被法国汉学家沙畹译成法文。

   传入西方的厦门人著述则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是同安人，康熙年间诸生。少从父亲，熟闻海道形势，袭父荫后，历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该书据他生平见闻写成，可补明清中外交通和华侨史料之缺，这本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1828年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将其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克氏曾被普鲁斯国王授予亚细亚语教授。由于历史上荷兰与福建台湾的密切关系，闽台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语言等是莱登大学汉学院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海牙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了郑芝龙、郑成功以及其他中国官员致福摩萨长官的信件以及有关厦门的资料。

   在厦门对外文化交流史，甚至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杰出人物必须提到，他就是辜鸿铭。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又号汉滨读易者，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父辜紫云，母亲是英国人。辜鸿铭9岁丧父，养父勃朗带他到英格兰大学读书，以优异成绩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第一个完全接受英式教育的中国人。他游学欧洲许多国家，共获十余项学位。但他留洋不媚洋，爱国心极为强烈。辜鸿铭是近代中国NO.1个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他从西方读者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西方，并撰写了一系列的西文论文，受到西方的欢迎，被看成“中国文化之代表”， 尤其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一代怪才辜鸿铭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福建三杰”之一，对东西文明的交汇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学者认为“辜鸿铭”之产生，是福建长期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明清福建华侨大量移居东南亚后产生的“文化效应”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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